两性 主页 > 两性 >

应对逆全球化 我国要做好两手准备

更新时间:2021-06-11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危害,也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大冲击。一些国家为应对疫情,被迫停工、停产,乃至“闭关锁国”。在阻止疫情的同时,也阻断了国际贸易,全球产业链亦遭受重大冲击。为此我们要努力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要继续提升营商环境,保持经济、金融形势的稳定;另一方面要大力促进内需市场,挖掘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经济全球化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的全球化,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佳配置。从根源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要求进一步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然而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一直存在,尤其在经济出现衰退的地区或阶段,全球化经常被用来“甩锅”。经济繁荣时,一片叫好。而经济衰退时,往往互相指责。特别是曾经繁荣发达的地区,通常将自身的衰退归咎于全球化导致的地区竞争,而不会认为是经济规律或自身的问题。这次疫情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甚至可能引发衰退,尤其是疫情引起的防疫物资紧张和产业链中断,导致各国纷纷抱怨、指责,并有国家声称由政府承担海外企业回迁的费用,引发了一股“逆全球化”的舆论潮。

  这次疫情可能会令各国政府反思,西方经济学提倡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否存在缺陷?是否要出于保障供应安全的角度,将相关产业回迁或在国内重建?但各国政府更应充分认识到全球化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的作用。全球经济保持高速稳定发展恰恰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尤其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市场经济已占主导地位、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市场一定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化、最适合、最安全的投资机会。而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越来越细化的产业分工也必然要求产业链的全球化。例如手机、飞机等等这些技术高精尖、制造要求高的产品,已不可能仅由个别国家独立建立起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因此,疫情后各国可能会在国内重视某些物资的储备和生产。全球化可能在一段时期、在某些领域、在形式上会出现倒退,但从长期趋势看,还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且会螺旋式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全球各国抵御疫情的冲击,最急迫的是要保障防疫物资的供应,同时要尽力保障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的供应。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国际产业的分工和产业集聚效应,很多产品是由多个国家合作完成,或者主要集中在一些国家生产。疫情防控阻断了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贸易,一方面导致产业链上下游配件、原料的断供,使得有能力复工复产的企业也无法开工;另一方面也导致某些国家急需的产品难以从国际市场购买,使得有能力恢复生产的企业也接不到订单。全球生产链的中断引发的防疫物资不足或无力生产等问题,使得逆全球化声音又进一步放大。

  疫情期间,各国之间更需要的是互帮互助,发挥经济全球化的优势,共渡难关。各国疫情暴发程度、时间各不相同,这也给了我们发挥全球化优势的机会。通过全球化的国际贸易,调剂有无,互相支援。而目前最关键是要加强信任,而不是互相指责。要积极维护国际贸易秩序,全力保障国际物流畅通。如果为了防疫掐断国际物流通道,必将导致全球贸易的混乱,进而使得一些自救能力较弱的国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界。各国在采取阻断疫情措施的同时,应简化国际贸易流程,加快国际物资流通。尽力做到“人流停、物流不停”。更不能人为设置国际贸易障碍,制造国际贸易摩擦,鼓吹“逆全球化”的言论。

  面对难以预测的疫情变化和疫情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要积极做好两手准备。

  一方面要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要大力降低企业的成本和税负,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尽力留住打算外迁的企业,保持国内就业形势稳定。通过盘活存量土地、严格执行“房住不炒”等措施增加土地供应,降低用地成本,防止房地产加杠杆,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稳定。要简化外商投资程序、引进国际投资基金、保障投资安全,保持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势稳定。要用便捷、安全、稳定、成本较低的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外资,留住内资。

  另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内需市场,挖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我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重投资轻消费,重出口轻内需。虽然近年来有所改观,特别是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8%,而全球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78%,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80%。我国尚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可以挖掘利用。特别是疫情导致不少外向型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如果我们能扩大内需市场,就能消化部分出口产能。扩大内需市场,短期可以采取发放消费券,提供补贴等财政刺激措施,长期则需要调节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当前,我国居民的财富大部分集中于房产,家庭一大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房贷、租金或作为购房储蓄,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因此,扩大内需同样要求严格落实中央的“房住不炒”精神。同时也要合理控制货币投放力度。

  漫长行政链条所带来的基层政策执行偏差一直与国家治理的历程相伴,农村地区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最后一公里”困境,乡村示范项目评比则可以帮助打通“最后一公里”。

  科技投入和科研项目不是科技成果,不应将其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的“分子”或加分项;恰恰相反,要将其视为科技成果的“分母”或减分项。

  要根据最新人口发展特点,构筑与大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特点相适应的高质量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物质生活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共同富裕不仅指经济上共同富裕,也包括人民对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道德、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追求。

  每一种精神的形成,背后都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光大,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个线

  将节粮减损、制止餐桌浪费等纳入“粮食安全保障法”并加快立法进程,建立爱粮节粮检查、投诉、宣传和志愿者服务等制度,并列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不断完善反粮食浪费法律法规体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发挥数字经济优势,以经济、社会、治理为重点,全方位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将区际利益协调过程按顺序分解为一系列小程序,并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制,细化机制的构建使得利益协调有章可循,从而保障利益协调过程的规范性及最终的有效性。

  走向共同富裕,需保障农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促进生产要素的有序流通、进一步合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

  信息高速公路可以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联通,信息进村入户打破了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从多个方面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一直在推进系统性的重大改革。耕地保护的治理体系属于其中重要一环,需要在价值内涵、体制机制、治理工具等层面响应新时代的要求。

  中国道路是一条利用资本并驾驭资本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充分发挥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表现为动力、平衡和导引等作用;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引导和规范资本和国家权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推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引领、布局先导产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六个维度与“四个自信”深度同构。

  在全国广泛动员开展的精准识别“回头看”重要举措,是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创新,在国际范围内也属首创。这一举措充分保障了扶贫开发的精准性,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发展是否平衡关键要看人均GDP等指标的差距。政策应更着眼于不同地区之间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异。

  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我国扶贫工作的结束。随着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完成,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扶贫工作着重考虑的问题。

  2020年是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年。这一年,习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铸就法治中国的伟大航标,法治理论创新取得重大成果。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习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